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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时间:“在新一轮的竞争上,地方政府一定要考虑它的产业特色是什么,它能够吸引什么样的总部,然后在培养这些总部方面去下功夫。” 胡汉辉认为,争夺总部企业拼的并不是一次性的补贴,而是一个城市的综合实力。值得注意的是,近10年间,越来越多的企业“分身”出“第二总部”,且入局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在济南、深圳等多个城市,顺丰被同时认定为当地的总部企业;而在成都、南京等城市的认定名单中均可找到苏宁的身影;小米第二总部已落户武汉;映客也在长沙打造起它的“第二总部”……据其不完全统计,自2012年至2017年间,有45家公司公布了“第二总部”的选址,而仅2017年一年,该数字已达18家。
“科创板交易机制下,无论是融资还是融券的风险都在扩大,必须提升科创板两融业务风险防控的水平。”前述沪上券商人士指出。券商也在加强两融业务的风险防控。例如,对科创板上市首日的公司,有些券商决定谨慎开展两融业务。此前,国金证券相关负责人便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对科创板上市首日股票是否纳入融资融券标的,拟审慎处理。对公司保荐的股票拟纳入,非我司保荐股票,初期暂不纳入。后续视市场情况调整。”
而事实上,近年的确有不少大公司的区域总部和功能总部落户到二线城市。2018年,纳斯达克上市公司优信集团决定将总部由北京迁至西安,阿里巴巴中西部区域总部和腾讯西南区域总部均落子重庆。2019年,华为又宣布全球存储总部落户成都。同时,各地对总部企业热情高涨,也折射出区域经济发展的变迁,以及未来城市格局的重新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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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号“贵州检察”12月4日消息显示,近日,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独山县委原书记潘志立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一案。安顺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潘志立利用担任贵州省独山县委书记职务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在担任独山县委书记期间,滥用职权,擅自决定低价出让国有土地,造成国家经济损失,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当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不过,五大行以及上海一些办公楼租赁从业者纷纷表示,20%的数字太夸张。由于采集样本的差异,各大机构在统计写字楼空置率时均有略微差异,戴德梁行的数据显示,陆家嘴的综合空置率为16%,CBRE世邦魏理仕给出的数字则是11.4%,不过,无论是哪一个数字,对于前几年完全不愁租的陆家嘴而言,这样的数据已属高位。